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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2015中國在線醫療行業研究報告》，請在對話框內回復“2015報告”
你有沒有想過擁有一名私人醫生？國務院辦公廳日期印發《關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到2017年，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量占總診療量比例要大于等于65%；每一萬名城市居民擁有2名以上全科醫生，每個鄉鎮衛生院擁有1名以上全科醫生。
換句話說，通過政策引導，今后城鄉居民每個家族將擁有自己的“私人醫生”，與國際接軌。那么問題來了，配上“私人醫生”，我們的醫療服務水平能夠就此邁上一個新臺階？從國外經驗來看，在家門口問診“私人醫生”，能包治百病嗎？可以享有哪些便捷，又會遇到某些難解的苦惱嗎？
美國實行分級診療制度：小病先找家庭醫生，家庭醫生解決不了再送到社區醫院，社區醫院感覺棘手，就會轉診到大型醫院。《全球華語廣播網》美國觀察員龐哲介紹，家庭醫生在美國的社區診所里工作，作為美國的基層醫療機構，社區診所為大型醫院過濾掉不必要上大醫院看病的患者，節省了一定的醫院資源。
龐哲：美國醫療制度是由私家診所、社區盈利與非盈利醫院以及政府醫院所組成，美國政府在醫療保險方面的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方面的17.2%，是所有行業中支出最高的。私家診所和私家醫院往往是由于合伙人擁有，所以在盈利模式更高效和直接，可以根據收入隨時添置儀器設備擴大規模，優化醫療環境，并且有權利拒絕某種病人的接受，所以一般人認為，私營醫院會比政府的公立醫院更特殊，更優勢。另外私人診所一般是為臨近社區居民提供常規體檢，一般性常規的治療，特別的疾病也就是要通過保險公司指定的病人先到自己的家庭，醫生的治所去出診，然后由診所提供轉診專科醫生的許可，才可以到專科或者是公立醫院去看病，否則保險公司不予報銷。
另一方面，在美國見慣不怪的分診就醫有時也存在揮之不去的苦惱。
龐哲：沒有家庭醫生轉診單，病人私自非急診的情況下到公立醫院去看病，保險公司也不會付擔保費。所以在保險制度下，私立診所基本上就是病人看病的基本途徑，而政府醫院是由州或者市政府資助，所以規模較大，管理比較正規化，但是因為無權拒絕任何病人，所以看病的人，特別是沒有身份沒有保險的病人來公立醫院就診的就特別多。醫院相對擁擠，但是看病排隊的問題，無論是公立醫院還是私人診所都是非常普遍的。首先公立醫院病人多，無論如何都要排隊等待，而私人診所則是各自經營方式和模式不同，有的合伙人為了盈利，希望多看病人就超時預定，結果病人按預定時間到診所往往會到等上一到兩個小時，但是也有極少的私立診所或高端社區絕對不會讓病人在診所久等，就嚴格地限制每日就診人數，但是預定卻要一等數月。
澳大利亞的醫療體系大體可以分成三個層次，分別為普通的醫療診所、社區醫療中心和大型醫院。
澳大利亞觀察員胡方：一般澳大利亞人得了病以后首先會去醫療診所或者系附近的社區醫療中心。醫療診所內的全科醫生也就是澳大利亞人俗稱的家庭醫生，通常對自己病人都知根知底。他們的病人很多都是附近生活的鄰居，甚至是已經相處年的好朋友。當你的病情得到醫生家庭的檢查之后，如果家庭醫生能給你解決的，他會給你開處藥房。而他不能解決的，才會讓病患帶著他的醫生轉接信，去社區醫療中心或者是醫院當中找專科醫生去進行診斷和治療。一般更多的人去大型的醫院都是發生了突發狀況，比如說在晚間診所都已經關門之后，需要進行急診，才會去醫院進行尋求幫助，或者是得了重大的疾病以后才會需要住院治療。
胡方還告訴我們，社區里的家庭醫生醫術也很高明，而且對你知根知底，所以通常沒有什么大病的話，都不會用到醫院。但是，小病小災容易，但如果是重病需要轉診，那么還是會費上一番周折。因為醫院的規模比想象中小了許多。
胡方：澳大利亞雖然有一些大型醫院，但是相比其他國家醫院的規模仍然還是屬于偏小型的。比如說在悉尼地區的威斯米醫院，在很多悉尼人眼中，就像是一個醫療城，但是當我們細究威斯米醫院規模的時候，你會發現實際上威斯米病床的數量也只有975張病床。
像澳大利亞這樣的醫療格局并非其獨有。德國觀察員薛成俊表示，德國的醫保體系也有類似之處，德國的醫療體系算得上完備、便利，不過它并不完美，比如在德國醫院和診所預約就診，其實非常不易：
薛成俊：德國醫療體系中，不但是醫藥分家而且雙軌制的診所與醫院平行運行，也就是說德國人大多是有自己的家庭醫生，平時看病都是到附近的診所去就醫，只有遇到嚴重疾病需要特殊治療的時候，才會去醫院。這樣大量的診所也就扮演起來了基層醫療機構的角色，分散了就醫人流，減輕了醫院的壓力，實現了醫療資源深的基本均衡，所以說德國是沒有超大型的醫院的，但是德國在醫療衛生方面也不是完美無缺的，最大問題就是預約難，通常都要以診所進行預約，如果是例行健康檢查也就罷了。一旦是碰到急癥就會比較麻煩了。當然了在緊急情況下，診所是可以臨時接診或者是去醫院看急診的。
眾說 | 分級診療借助互聯網+將飛得更高、落地更穩
文/廖新波
推行分級診療需要多方共同配合，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支付制度。
近日，國家級文件再次提出“分級診療”，并把“大病不出縣”作為近期目標。文件雖然沒有很多新意，但最大的意義是將“分級診療”作為制度固定下來。應該說，推行這個制度的時機是成熟的，因為“互聯網+”的時代已經來臨，分級診療完全可以借助互聯網+。
我國的醫療體制經過30年的演變，早已“今非昔比”，過去政府主導下的“分級診療”如今已經被灌注了越來越多的市場化元素。目前出現的“新常態”是新的政府無力、市場不力的狀態：兩級分化越來越嚴重——醫院越來越大，基層醫療機構功能越來越弱；集中表現為“下面無人”——醫生往外走，病人往外走。這種態勢儼如社科院的一位學者所說，這是一座牢固壟斷體制所筑成的高壩，水壩里盈聚著龐大的醫療資源，無法釋放到市場之中；水壩下面卻旱得寸草不生，公眾苦于看病的不便與昂貴。
掌握醫療資源的人們，比如院長和名醫，猶如螞蟻搬家一樣把資源搬運過壩，變現成為外快和人情。而水壩的設計者和管理者們，則忙著一件叫做“醫改”的事情，希望能夠打開那已經銹死的閘門，有序地釋放壩內所聚集的巨大勢能。“看病難、看病貴”之下的滿地痛點，有人看到了壟斷體制圍成的暴利堰塞湖，有人看到了老齡化加速帶來的龐大市場。做IT的、做藥的、醫生們、院長們，加上一群手握重金、能夠源源不斷供上糧草彈藥的風投，各路人馬嘯聚于此。兵多將廣的如BAT，就土豪手法狂轟濫炸，多頭下注，堆滿跑道……非常形象！
我曾撰文說“醫改的突破口在于縣級醫院”，也說“斷了補給的縣級醫院將一事無成”，說的是政府的投入方向，而在提高縣級醫院的服務能力上，政府又該如何發力呢？醫改這么多年，國家投入遠遠超過6年前的預測——3萬億。這么大的投入卻沒有解決“大病不出縣”，原因何在呢？根本原因就是指導思想錯了：“鼓勵”醫生到基層——用計劃經濟的思維指導市場行為。
2008年，在“新方案征求意見專家座談會”上，我提出把“鼓勵醫生”到基層變為“吸引醫生”到基層。可惜，新方案沒有接受我的建議。這兩字意義深遠，完全主導我們的政策思維。因而，直到現在，雖然也提出一些新思維，但舊思維依然占據整個公立醫院的改革。我們應該承認：現在的公立醫院已經不是那個公立醫院了！
現在再次提出“分級診療”，我們不能不研究美國和英國的體制。我們在談醫生多點執業時，不要將眼光狹隘地集中在“多點”兩字上，而要看看我們有沒有吸引醫生到基層的機制？我們的政策是否在真正解放醫生？我們的醫院憑什么吸引醫生？目前我們有不少“分級診療”的舉措，貌似繁花似錦，但實際上很多是“應景花盆”——你叫我做，我就“做”？為什么醫聯體并沒有使醫生真正“沉下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醫生是單位人”，每個專家在自己的“單位”都有自己的“自留地”和年度任務，能“無償”持續下去嗎？所以，是在行政命令下的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事物，也并沒有從經營成本和醫生價值的市場法則去考慮。試想一下：醫院運作循市場法則，醫聯體是“扶貧”、“幫扶”的公共思維，兩者如何統一？我們是可以學習美國的醫聯體，但是不要忘記：美國最大的一個醫聯體聯了180多家，而且多是“衛生院”，美國最大的醫院遠沒有我們很多縣級醫院的規模。
推行分級診療需要多方共同配合，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支付制度。金額控制固然重要，報銷率也有意義，但最關鍵的是我們要分賬支付。具體來說，就是把醫保費用分為四大部分：醫院（門診）、醫生、檢查檢驗與藥品，各自沒有利益關聯，醫生收入不從“創收”中分配。分賬支付是控制過度醫療和糾正以藥養醫的最有效的制度，也是尊重醫生勞動價值和發揮醫生積極性的很好的辦法。假如我們的同級醫生，不管在醫院或在診所，不管在省城還是在縣城，他的服務報酬都是一致的或是相差不大時，那么醫生一定要呆在大醫院嗎？
綜上簡述，在新形勢下，如何破解新一輪分級醫療所面臨的挑戰？我認為，有兩大法寶：互聯網+醫生自由執業、互聯網+支付制度改革。我們可以不相信互聯網顛覆醫療，但不能不相信互聯網可以改變很多。我在2012年首次提出“網絡全科醫生制度”，就是從初級診療入口，通過互聯網實現全科醫生的守門任務，包括公共衛生+基礎醫療+分診（轉診）。因為這一入口的所有任務（健教、轉診、用藥、保險）都基本可由健康管理檔案的大數據自行完成，從而預防做好了，疾病少了，病人也得到醫生的合理“分診”，不再盲目了。
支付制度不僅是控制費用，更重要的是合理使用費用。在這之中，醫生就是主題，支付制度的改革也是對醫生多點執業至關重要的支撐。一是根據醫生的成熟程度決定醫生的支付標準，只要經過規范化培訓的，每工作5年一個梯度，在一個地區是一個基本價（按人頭支付也好、按服務次數也好），不因醫院大小和醫院盈利如何，直接支付給醫生，納不納稅另外再說。二是支付制度可以有效監督醫患雙方的醫療行為，獎懲嚴厲。
當合理的政策制定下來了，加之互聯網助力，一個新型的分級診療制度造福醫患的時代就為期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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