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說：“我一生最大的愛好是讀書。”“飯可以一日不吃，覺可以一日不睡，書不可以一日不讀”。自少年時代起，毛澤東就善于擠時間看書學習。長沙求學時期他勤學苦讀，革命戰爭年代他利用戰爭空隙爭分奪秒地研讀，社會主義建設時代更加嗜讀。毛澤東的故居中南海就像個書天書地，居室的書架上擺滿了書，辦公桌、飯桌、茶幾上到處都是書，床上除躺臥的位置外也全都被書占領，連廁所里也擺放著書。為了讀書，毛澤東把一切能利用的時間都用上了。他利用上廁所的時間，把宋代淳熙本《昭明文選》等書斷斷續續地看完了。外出開會或視察工作時，毛澤東也總是帶著幾箱子書。直到重病臨終之前，毛澤東也未放棄對書本的鐘愛。在1976年9月7日至8日下午的彌留之際，毛澤東仍在堅持看文件、讀書。據醫療護理記錄，8日這一天毛澤東看文件、看書共11次，達2小時50分鐘。其中有一次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看了7分鐘的書，他又昏過去了。10多個小時后，毛澤東在書香味中離世了。

毛澤東孜孜不倦地讀書學習，是他成為偉人、作出豐功偉績的先決條件之一。在數十年的讀書生涯中，毛澤東積累了淵博的學識，也有著豐富的學習經驗。毛澤東常常論及讀書與學習，其相關思想非常豐富。

“孩兒立志出鄉關”

“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1910年秋，毛澤東離開閉塞的韶山沖，來到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上學。臨行前，他改寫了這首詩，夾在父親每天必看的賬簿里，表達一心向學和志在四方的決心，激動難以自抑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東山高等小學原為東山書院，隨著清末教育制度的革新而改為新式學堂。同舊式私塾相比，東山高等小學除了傳統的經籍外，還設有自然科學和地理、英語等新科目。學校新設了藏書樓，里面收藏大量中外書籍和新潮報刊，這是毛澤東接觸圖書館的開始。

毛澤東讀得最多的是中外歷史和地理方面的書籍，他對外國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世界英雄豪杰傳》中所記載的華盛頓、林肯、拿破侖、彼得大帝、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故事也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后來，毛澤東較多地接受了維新派思想，特別喜歡梁啟超那些筆端常帶感情的文字。他的表哥文詠昌曾借給他一套《新民叢報》合訂本，他反復閱讀，一些重要文章能背出來，還寫下許多批注。

1912年，毛澤東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學）。在此期間，國文教師柳潛借給毛澤東一套《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他讀得非常認真。學校課程有限，加上校規刻板，半年后毛澤東做了一個大膽的舉動——從學校退了學，并且制訂了一個自修計劃，每天到湖南圖書館去看書。

湖南圖書館創立于1904年，是我國最早用“圖書館”命名的省立公共圖書館。當時，毛澤東寄居在長沙新安巷的湘鄉會館，每天早出晚歸，步行三里地到位于瀏陽門外定王臺的圖書館，風雨無阻，從不間斷。一個圖書館管理員在回憶中說，那時候，我們圖書館每天早上一開門，就“歡迎”毛澤東，因為他來得最早，他已等多時了；每天下午關門，要“歡送”毛澤東，因為他走得最晚，不催他，他不走。

他閱讀的書籍非常廣泛，傳統的經史子集和世界各國的歷史、地理、哲學和文學著作，無所不讀。不過，他的主要精力還是用來研讀西方18、19世紀資產階級的哲學和以進化論為核心的近代科學著作，如盧梭的《民約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以及嚴復翻譯的著作，如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論》、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等。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比較系統深入地接觸和了解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13年春，毛澤東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師范。當時學校條件較差，沒有閱覽室和圖書雜志，毛澤東每天必到學校里懸掛當天報紙的地方看幾十分鐘，周末常到湖南圖書館看書，到朋友處借書。

第二年春天，第四師范合并到湖南第一師范。一師圖書館藏書豐富，對師生開放，借閱時間不限，報刊開架閱覽。毛澤東閱讀的書籍，從先秦諸子到明清時代思想家的著作無不涉獵，從二十四史到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從《昭明文選》到《韓昌黎全集》，從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到本省的縣志，他都認真地研讀。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包括人格修養和智慧，都對青年毛澤東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來到長沙以后，毛澤東就養成了閱讀報紙雜志的習慣，閱讀得最多的是北京、上海和湖南的報紙，到1927年上井岡山為止，他從來沒有中斷過，購書費用占了他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支出。在師范學校讀書的幾年，包括學費在內他一共花了160元，其中三分之一用來購買報紙。此外，他還時常在報攤購買書籍和雜志。

“不動筆墨不讀書”是徐特立常說的一句話，毛澤東非常推崇這種讀書方法。毛澤東在一師時積攢了許多讀書筆記，后來送回韶山存放。1929年，國民黨軍閥何鍵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聽到風聲，就把它們連同毛澤東存放的書報和信札一起燒掉了。他幼年時的塾師冒險從火堆里搶出兩冊教科書和一個筆記本。幸存的這個筆記本，包括手抄的《離騷》《九歌》和70多頁《講堂錄》，是毛澤東1913年10月至12月的聽課筆記和讀書札記。

要解決生活問題，同時又要滿足讀書求知的欲望，毛澤東通過楊昌濟的介紹，認識了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在李大釗的安排下，他當了北大圖書館的一名書記。在北大圖書館，毛澤東每天的工作除了打掃之外，就是在第二閱覽室登記新到的報刊和閱覽者的姓名，管理15種中外報紙。

此后，毛澤東第二次來京，他利用北大圖書館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毛澤東后來多次回憶，他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就是在這一時期確立的：“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毛澤東所說的三本書，分別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著、惲代英翻譯的《階級爭斗》和柯卡普著、李季翻譯的《社會主義史》。第一次看了這三本書，“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

1920年7月，毛澤東從北京回到長沙。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禮容等創辦旨在傳播新文化和新思想的文化書社。文化書社采用書店和圖書館合一的方式經營運作，既出售書籍，又設有閱覽所。這一經營模式對于傳播新思想、新文化起了巨大的作用。

1921年8月，出席中共一大回到長沙后不久，毛澤東與何叔衡、易禮容等人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自修大學以自學方式為主，所以極為重視圖書館的建設。學校采用收舊、購新、寄存等辦法豐富館藏，所藏書刊分為經、史、子、集、哲學、社會學、文學、科學、教育、政法、經濟、美術、外國文、歷史、工商、雜著、地圖、雜志等18類，特別是想方設法收集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革命書刊，以此開闊青年視野、活躍自修學員的思想。

比起文化書社閱覽所，自修大學圖書館藏書要多得多，但是，這個圖書館服務的對象限于學友，因此不能算是公共圖書館。1922年，毛澤東又在長沙都正街創辦了湖南青年圖書館，楊開慧擔任該館的負責人，主持館內一切事務。

圖書館的一樓為普通的閱覽廳，二樓為秘密閱覽室，藏有《西洋倫理學史》《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新俄國之研究》等書籍，以及《勞動界》《新青年》《新教育》《先驅》《赤光》《時事新報》等進步書刊。圖書館一時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傳播革命思想、進行革命活動的重要場所。

圖書館既是毛澤東的良師益友，又是他推動革命事業的一個陣地。可以說，從青年時代開始，毛澤東就與圖書館結下了不解之緣，而這種緣分也伴隨他的一生。

來源于澤東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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