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雪太：毛澤東一生只爭主義不爭權——謹以此文祭典毛主席逝世40周年
毛澤東一生只爭主義不爭權
——謹以此文祭典毛主席逝世40周年
人民解放軍統帥毛澤東
心中想念毛主席
前言
2016年9月9日是毛澤東同志逝世40周年。40年來，毛澤東的偉岸形象，人格魅力，寬容胸懷，依然時時刻刻影響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
毛澤東一生文武雙雄，功高蓋世，光澤日月。毛澤東參與締造中國共產黨，更是他拯救了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參與締造中國人民解放軍，更是他創建了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毛澤東參與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是他發動和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讓人民起來保證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
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的萬古英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父。對待毛澤東的態度好與壞，就能檢驗一個人良心的好與壞;對待毛澤東能否科學評價，就能檢驗一個人是實事求是還是歷史虛無主義。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的祖國，總有那么一小撮人，對毛澤東極盡造謠、誣蔑、陷害之能事，對毛澤東進行惡毒的攻擊，歇斯底里的謾罵，毫無底線的貶損。
最為可氣可恨的是那么一小撮人，誣蔑毛澤東是“希特勒”，是“獨裁”，是“專制”，說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為了“爭奪權力”。
筆者用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來證實：毛澤東一生只爭主義不爭權力。
毛澤東只所以能成就中國共產黨，只所以能成就中國人民解放軍，只所以能成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在于他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更在于他有一條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馬克思主義路線。毛澤東的權力不是爭來的，不是奪來的，更不是篡來的。毛澤東的權力是歷史選擇的，是中國革命反復實踐經驗選擇的;毛澤東的權力是人民選擇的，人民把權交給毛澤東，軍隊把權交給毛澤東，都是人心的選擇。毛澤東是為人民掌權，為人民用權;毛澤東是為社會主義掌權，為人民謀幸福用權。
毛澤東一生不爭權的歷史實事，有口皆碑。
一、井岡山時期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毛澤東同志帶領秋收起義失敗后不足千人的余部爬上去的。秋收起義為什么會失敗?因為當時中央的戰略決策是：“秋收暴動”目標是攻打中心城市，占領長沙。當時黨不指揮槍，毛澤東只是“前委書記”，秋收暴動的總指揮是盧德銘。在攻打長沙遭遇失敗，即將徹底完蛋的危急時刻，毛澤東不得已“以前委書記”的名義，果斷決策：放棄攻打長沙，調轉槍頭向井岡山爬去。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4.12國民黨政變后，發動組織過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等多次武裝暴動，都一概失敗了，根本原因就是沒有毛澤東的正確領導。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從1927年9月29日，部隊到達永新縣三灣村，進行有名的“三灣改編”，到1928年2月21日在礱市成立寧岡縣工農兵政府。至此，井岡山根據地初步建成。
爾后1928年4月24日，毛澤東收編了朱德帶領的南昌起義殘部，從此，朱毛紅軍成為井岡山根據地的主力;成為中國革命第一支工農紅軍;成為中國共產黨自己的獨立武裝，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
爾后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接連打破了江西國民黨軍的多次“進剿”。1928年6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擁有寧岡、永新、蓮花3個縣,和遂川、酃縣、吉安、安福等縣的部分地區。之后，又打破了湘贛兩省國民黨軍的兩次“會剿”。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紅5軍主力到達井岡山，同紅4軍會師。此后，紅軍粉碎了敵人的多次“圍剿”，根據地不斷擴大。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4軍主力向贛南、閩西挺進后，留下一部紅軍堅持井岡山的斗爭。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岡山根據地在毛澤東領導下，地盤不斷擴大，成為“中央蘇區”，成立了中華蘇維埃政府;工農紅軍不斷壯大，從只有近千人的隊伍發展到8萬人，粉碎了國民黨地方武裝若干次進剿和會剿，更重要的是粉碎了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的三次大圍剿。
筆者敲了這么長的鍵盤，就是想證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毛澤東創建的;中國工農紅軍是毛澤東創建的;中國第一個中華蘇維埃政權是毛澤東創建的;中央蘇區是毛澤東打出來的。
但是，大革命失敗后，在上海混不下去的臨時中央，好象得了“紅眼病”似的，把斗爭的矛頭指向井岡山，把斗爭的對象對準毛澤東。
歷史記載了臨時中央兩次撤銷毛澤東職務的事實：
1931年11月5日，上海臨時中央代表團在瑞金解除毛澤東擔任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
1932年10月12日中央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決定撤銷毛澤東對紅一方面軍的領導權，
兩次撤銷毛澤東的兩個職務后的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瑞金。
毛澤東大權傍落，按理說，“我的地盤我作主”，“我的山頭我為王”，“ 我的隊伍我當家”，“我的政府我掌權”。毛澤東是有資格，有能力，有基礎，有條件，也有謀略，有手段這樣干的。
實際上，毛澤東是采取的“讓權”姿態。筆者沒有經歷過，不能主觀臆測。只是采摘幾位老革命家的回憶，說明毛澤東只讓權不爭權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李維漢在回憶毛澤東當時情況時說;“ 在這段時期，他看馬列主義的書，搞農村建設工作，對黨的決議是服從的。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毛澤東在受排擠打擊的情況下，既堅持原則，不承認自己犯了“純粹防御路線”和“富農路線”的錯誤;又是遵守黨的紀律的模范，他服從黨的決議，維護黨的團結統一。仍爭取在黨的領導下做一些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政府工作中去，他深入調查研究，寫出了長岡鄉等調查報告。
毛澤東被罷官以后，他自己說“就在一個房子里，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我也不找任何人，因為說我搞宗派主義，”毛澤東自覺遵守黨紀的事，聶帥有一段精確回憶：“一次他同林彪去看望毛澤東，一見面，毛澤東很高興地說：“你們為什么到這里來呀?”聶榮臻說：“我們剛回來，接受新任務來了!”毛澤東問：“什么任務?”聶答：“要轉移。”毛澤東說，“你們知道了?”談到這里，毛澤東話題一轉，提議一同去看瞿秋白創辦的一個圖書館。林、聶也不便再談轉移的問題。關于這次看望，聶榮臻評論說：“毛澤東那時是很守紀律的。同時，那個時候他也在避嫌疑，因為一軍團長期是由他直接領導和指揮的部隊，他要防止教條宗派主義者懷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動。因此，沒有達到我們想探問轉移方向的目的。毛澤東同志這樣注意守紀律，李德仍不斷散布謠言，污蔑攻擊毛澤東同志搞宗派活動。……我所經歷的事實，是對這類讕言的最好的回答。
毛澤東被罷官以后，并沒有“住洋樓，打橋牌，喝茅臺酒”，更沒有“要搞點行動”，“想辦法把事情搞大”。而是一頭扎進“南方戰線”，在會昌前線工作兩個多月，糾正了一些”左傾”錯誤，使部隊的作戰和蘇區的建設都發生了積極的巨大變化，與北線屢戰屢敗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這里的故事在《毛澤東三兄弟》電視劇中也展現得很清楚。
在會昌期間，毛澤東和同志們登上會昌城外的嵐山嶺，極目四望，浮想聯翩，以如椽大筆寫下《清平樂·會昌》的光輝詞章：
東方欲曉，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風景這邊獨好。
會昌城外高峰，
顛連直接東溟。
戰士指看南粵，
更加郁郁蔥蔥。
我們讀著這首膾灸人口的光輝詞章，怎么也無法體會到毛澤東當時是一位被罷官的“落泊”之人。
二、長征時期
史稱“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在政治上組織上并非如此。在整個長征時期，同樣充分體現出毛澤東同志只讓權不爭權的偉人風范。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拯救黨的命運的重要會議。遵義會議期間，周、王、張等人都認為要解決中央的領導權問題，都愿意要毛澤東出來領導全黨、指揮全軍。
毛澤東同志從大局出發，始終堅持遵義會議先解決軍事路線問題，政治路線放后解決的方針。遵義會議決定取消原來“三人團”，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而周恩來仍為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人，博古仍是黨中央的總負責人。毛澤東是“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后中央權力分配格局：在遵義會議結束后，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向云南扎西行軍途中，博古的領導發生了困難，繼續領導沒有人服氣了：洛甫首先提出中央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 在醞釀由誰來接替博古時，周恩來、朱德等是力主毛澤東的。周恩來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澤東胸有成竹地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周恩來同意了。毛澤東又對政治局其他成員做工作，得到了他們的贊同。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共中央到達云貴川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莊子——水田寨宿營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這里開會分工，決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這樣，洛甫就成了中央的總負責人。在洛甫負總責期間，毛澤東積極支持他的工作。毛澤東曾高度贊揚洛甫這一時期的出色工作，生動地比喻說，洛甫是個“明君”。遵義會議后進行的另一項重大調整，就是成立了 “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仍然是毛澤東幫助周恩來指揮打仗。
在長征時期，毛澤東一讓軍事指揮權，只幫助周恩來工作;二讓中央總負責權，讓洛甫負總責，洛甫從1935年2月6日一直干到1944年5月20日，9年零104天。
遵義會議后，中央的權力布局基本上都是按照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安排的。本來毛澤東當時有機會，有條件獨攬黨、政、軍大權，但毛澤東沒有這樣做，而是從大局出發，從黨的利益出發，用自己“讓權”的行為感化全黨全軍，用一條正確路線來領導全黨、指揮全軍。
后來，有人對毛澤東在長征時期不爭權不攬權的偉人品德，說成“遵義會議前，周恩來領導毛澤東。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領導周恩來。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稍作抵抗就投降了”。這不是“胡吹歷史”嗎?不是對周恩來的惡意貶損嗎?
后來，還有人說，遵義會議后，是毛澤東“挾天子以令諸侯”。這是對歷史無知到極點。遵義會議前，撤銷毛澤東的領導權后，中央那些大員一個個被國民黨反動派追剿得落花流水，哪一個是“天子”?毛澤東又挾持了哪一個“天子”?周恩來、朱德、張聞天都不是“天子”啊!
長征時期，毛澤東讓權的故事還體現在與張國濤分裂主義路線的斗爭中。毛澤東有“海納百川，心容天下”的胸懷。長征路上，張國濤自恃人多槍多、資歷老，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后，堅決反對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對待張國濤，毛澤東始終堅持團結、信任、重用的原則。在“兩河口會議”上，毛澤東還是“決定張國濤任紅軍總政委，中革軍委副主席”。
三、延安時期
歷盡千難萬險，毛澤東帶領中央紅軍到達陜北，這個時期，毛澤東已經真正成為中共中央的領袖人物。這個時期，已經是黨心歸順、軍心歸順、人心歸順，連共產國際也歸順了。
按照“獨裁、專制”統治者的一貫手法，對張國濤在長征路上，另立偽中央，通緝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人，欲置中央紅軍于死地的分裂主義分子，就只有“抓捕、坐牢、槍斃”的死路一條。毛澤東呢?毛澤東“大肚能容天下之事”，他力排眾議，組織隆重的歡迎儀式，給張國濤改過自新的機會，讓他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在陜甘寧邊區，王明扛著共產國際的大旗，狐假虎威，推行一條錯誤路線。王明路線統治中共達四年之久，影響中共14年之久，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造成巨大損失。1937年底王明從共產國際回來后，就叫板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推行一條“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抗日戰爭的實踐讓王明路線破產，宣告王明失敗。
毛澤東歷來路線斗爭必爭，思想教育從嚴，組織處理從寬。還是毛澤東在“七大”期間，力排眾議，親自提議讓王明繼續擔任中央委員。直到1956年9月“八大”， 毛澤東從黨的利益出發，仍提名王明為中央委員候選人。這兩次，王明都當選中央委員。
毛澤東是讓權不疑人，疑人不讓權。從“七大”到“八大”期間，王明不僅當選中央委員，毛澤東還讓王明擔任過“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法律委員會主任”和“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
四、社會主義時期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三個主席”一身兼。到1956年9月黨的“八大”，中央成立書記處，鄧小平任書記處總書記;毛澤東讓出大部分中共中央權力。
1959年4月28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閉幕。劉少奇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讓出全部行政權力，退居二線。
1955年，毛澤東讓出“大元帥”軍銜。這一讓，是讓出了“大元帥”的權力和名利。毛澤東對“軍銜制”是反感的。他要建設的是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是一支“官兵一致”，官兵關系融洽，沒有等級森嚴的人民軍隊。“軍銜制”不等于“正規化”。所以，到1965年，毛澤東又主張取消“軍銜制”。中國人民解放軍從井岡山到紅軍時期;從延安到八路軍新四軍時期;從解放戰爭到抗美援朝時期;從珍寶島到西沙海戰，打遍天下無敵手，都不是“軍銜制”的功勞。
毛澤東在中央軍委擴大會上作關于評定軍銜工作的講話時，對許光達讓銜進行了真摯地贊揚：“同志們，今天我要向你們介紹一位甘心把自己的級別降低的人，他就是許光達同志!這是一面鏡子!一面共產黨員毫不為己、不謀私利的鏡子!他將始終成為我黨、我軍上下的一面很好的鏡子!500年前，明朝有一個大將叫做徐達，他是平定中原，威震天下，如今500年后，我們人民軍隊中也有一位大將，他就是許光達，他是以他的高風亮節而名震天下的!”毛澤東、許光達今天仍然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一面鏡子。
1970年8月，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堅持不設“國家主席”，他自己也堅決“不當國家主席”。第一，是毛澤東決心改革國家體制，而且是傷筋動骨的改革，是破除常理的改革;廢除“國家主席”、“國家元首”這種“形式”，為的是更好地堅持“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第二，是毛澤東洞察秋毫，早就看透了林彪一伙人要擁戴林彪當“國家主席”，搶班奪權的陰謀詭計，是粉碎林彪陰謀的有效改革措施。
毛澤東晚年“讓權”還體現在鄧小平出山。從歷史和現實來看，鄧小平百分之百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對這樣一個雖有“能力”但“私心不改”的人，毛澤東真心“讓權”給他，主撐黨政軍大事。就是“永不翻案”靠不住以后，仍然保留他的黨籍，給他留下日后東山再起，繼續接掌“讓權”的根基。
毛澤東晚年對自己身后的權力“禪讓”作出過科學預見。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指出：“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
1976年6月25日，毛澤東講他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但臺灣還沒有“收回”，文革還沒有“定論”;總要往下交，“和平移交不行，看來要在動蕩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風”。
果不其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的科學預言，完全應驗啦!有人說，毛澤東這樣講，是“失去信心”了。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可理喻。
五、毛澤東爭的是“三大主義”
毛澤東一生只爭主義不爭權。筆者認為，毛澤東一生爭的是三大主義：
第一爭的是“人民主義”。毛澤東最大的主義是人民。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題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凡是人民的江山，人民的地位，人民的權力，人民的民主，人民的自由，人民的幸福生活;大到國家的政體、國體，小到老百姓的油鹽柴米、衣食住行，都是必爭不讓的。毛澤東一生高舉“為人民服務”的旗幟，新中國的一切都是人民的。這是任何資產階級政黨和“私者一時”的政治人物所無法做到的。
第二爭的是馬克思主義。“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這是毛澤東的名言。盡管中國共產黨發展到今天，還有王長江之流罔顧歷史，說“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但毛澤東一生堅信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誕生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一生高舉馬列主義旗幟，與帝國主義奮斗，與法西斯主義奮斗，與修正主義奮斗，斗爭得“血雨腥風”，斗爭得勝利輝煌。
第三爭的是社會主義。毛澤東與天奮斗，與地奮斗，與人奮斗一輩子，其奮斗目標就是為了在中國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私有制社會，走社會主義道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讓人民過上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為此，毛澤東與資本主義，與修正主義，與官僚主義，與自私自利個人主義奮斗終身，毫不讓步。他敢于冒著身后“血雨腥風”、“跌得粉身碎骨”的風險，發動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就是為了動員億萬中國人民自覺行動起來，保衛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
筆者說，毛澤東一生讓權不爭權，只爭主義不爭權力。有人會問，毛澤東不靠權力，靠什么來領導和指揮呢?
毛澤東領導全黨，指揮全軍和全國人民，不僅僅是靠他手中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起決定作用的是：他能嫻熟的運用馬列主義原理，結合中國實際，創造性地提出一條正確的路線。有了一條正確的路線，就有了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心;沒有過槍可以有槍炮;沒有物可以有財富。有了一條正確的路線，沒有任何困難可以阻擋我們前進的腳步，沒有任何敵人可以消滅我們，而我們一定能夠戰勝一切敵人。
毛澤東不靠權力靠路線領導的事例比比皆是，筆者僅舉一例。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全票通過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5.16通知)。這次會議的歷史背景，毛澤東當時位居二線，毛澤東并沒有掌握所有的權力，毛澤東并沒有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劉少奇、鄧小平主持會議。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什么能夠全票通過“5.16通知”?說明并不在權力的大小，不在于毛澤東的“專制”;而在于“5.16通知”的正確性，在于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是正確的。所以，黨心、軍心、民心統統都擁護文化大革命的正確路線。這才是事物發展的內在聯系即客觀規律。
來源于紅歌會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