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民營醫院占醫院總數的52.6%，然在數量上超過半壁江山的同時，市場占有率卻不高。
在4萬億元的醫院服務市場中，公立醫院仍占絕對優勢。
去年公立醫院床位占80.6%，診療人次27.1億人次，占醫院診療人次總數的88%。民營醫院床位占19.4%，診療人次3.7億人次，占醫院診療人次總數的12%。
人們就醫仍是往公立醫院，去民營醫院看病的人次不到公立醫院的1/7。
國家取消社會辦醫多項限制，鼓勵社會資本投入醫療健康服務領域，給民營醫院進一步發展壯大提供了政策動力，但也不能不清楚的意識到。
無論在社會已經形成的就醫心態和觀念，以及現實民營醫院存在的諸多問題，要讓患者放心到民營醫院就診，或是讓公眾把民營醫院當成公立醫院一樣看待，至少在短時間內還很難實現。
尤其是國家鼓勵社會資本投入醫療產業，而社會資本又具有快速追求利益回報的“天然屬性”。
再加上醫療行業本身存在藥品、技術上的特殊性質，并沒有明確統一的價格標尺，民營醫院找不準自己的定位，政府監管稍有疏忽，民營醫院無疑就成了“莆田系”的狂歡派對。
患者寧愿選擇公立醫院品嘗“看病難”，也不愿意到民營醫院享受“熱情服務”，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實際上，就目前醫院的數量和配置，群眾無論是大病小災還真不存在實質上的看病難。
無論民營還是公立醫院，嚴格規范為患者提供服務，崇尚醫德，有逐漸完善的城鄉醫保支持，看病貴實際上也是偽命題，然現實情況卻是，醫院很多，能夠讓患者放心就醫看病的卻不多。
“名醫專家”各醫院都有，能夠被患者真正認可的很少。各醫院收費價格都有“明碼標價”，但真正能夠恪守醫德對癥用藥的醫生和醫院卻“稀缺”。
公立醫院因編制管的“太死”，遏制了醫護人員的積極性，民營醫院服務又因為放的“太開”，對患者唯利是圖。
凡此種種，逼迫患者不得不選擇相對放心的公立醫院，這不僅是時下患者較普遍存在的一種就醫心態，更是民營醫院數量多而患者寡的根源所在。
民營醫院作為彌補公立醫院不足的一種存在方式，他既需要走市場化之路獲取相應的經濟收益，實現可持續發展，但又要避免像其他產品或服務企業那樣完全進行市場化操作。
藥品和醫療技術都屬特殊中的特殊，即便是一樣的病癥同樣的藥品和診療技術，也會因患者的不同而千差萬別，可供人為操作的收費價格空間太大。
而且正所謂“黃金有價藥無價”，稍微在患者身上動點斂財心思，不但患者很難察覺，監管也非常困難。
也正應為如此，很多國家都將公立醫院和發展公共福利醫療做為國民健康保障的主流，而將民營醫療則作為相對高端的“私人訂制”。
在保證藥品價格公平的前提下，主要追求診療技術上的價值收益。而在我國，這樣的民營診療方式顯然不符合“國情”。
霍爾斯認為，民營醫院服務恰恰應定位在普惠層次上，利用民營醫院小而多的優勢和自身存在技術力量、人才不足的短處。
把診療對象定位在社會大眾常見病治療和康復保健等方面，讓其承擔醫療服務體系正“金字塔”底端的普惠角色。
這樣既可以發揮民營醫院技術和人才不足的“短板”優勢，利于分級治療和政府監管。
同時由于普通常見病的診療費用具有可比性，可以有效避免一些民營醫院的行為不端，讓民營醫院在社會大眾患者中逐漸樹立起信譽和形象，通過資本積累和注入，走徐徐漸進的健康發展之路。
另外，為便于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霍爾斯以為，應對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在院名標識和對外宣傳等方面給予明確。
實際上現在有不少民營醫院利用患者對醫院性質的模糊，刻意回避自己的民營身份。
而某些民營醫院的不端行為，非但敗壞了民營醫院的整體形象，也給公立醫院在患者心目中的公益形象造成嚴重損傷，更加劇了醫患之間的不信任。
既然公立醫院歸公益，民營醫院歸市場，兩者就應當給社會一個明確界限，患者選擇不同醫院就診，在體驗和費用上也更能夠明明白白。
來源：霍爾斯智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