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如何看《毛選》？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主持編輯了四卷《毛澤東選集》(以下簡稱《毛選》)，他不時回顧過去的著述，談論新近的文章，且多有評點。

　　“血的著作”

　　1964年3月24日，薄一波等人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說到全國正在掀起學習《毛選》熱潮，毛澤東的回應別出一格：“《毛選》，什么是我的?這是血的著作。《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

　　所謂“血的著作”，指《毛選》是革命斗爭的產物，是“逼”出來的，寫文章是為總結闡發中國革命在浴血奮斗的曲折過程中，黨和人民群眾創造的經驗。因而，《毛選》的理論觀點是付出巨大犧牲才換來的。

　　這個基本定位，不是偶然之思，為毛澤東反復談及。他第一次明確講這個看法，是1956年9月10日在中共八大預備會上：“我們有了經驗，才能寫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因為沒有經驗。所以，那些失敗，那些挫折，給了我們很大的教育，沒有那些挫折，我們黨是不會被教育過來的。”此后他還講，中國革命“經歷過好幾次失敗，幾起幾落，“栽了跟頭，遭到失敗，受過壓迫，這才懂得并能夠寫出些東西來”。

　　也因為此，毛澤東對自己的一些重要觀點格外珍惜。1954年3月，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波立特給中共中央來信，提出要在英譯本 《毛選》中刪去《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頭兩段內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的論斷，“并不適用于英國”，而且“會給我們在美國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難”。毛澤東沒有同意，讓人在回復中表示，“該文件中所說到的原則，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并不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而須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適英美讀者，該文“可不包括在選集內”。

　　“歷史事實的記錄”

　　據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逄先知回憶，1960年春，毛澤東在廣州通讀《毛選》第四卷稿子時，特別興奮。“讀到《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關于重慶談判》等文章時，他不時地發出爽朗的笑聲”。同年5月22日，他在杭州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開會時，作了如下解釋：“這個第四卷我有興趣。那個時候的方針是 針鋒相對，寸土必爭 ，不如此，不足以對付蔣介石。”

　　寫于革命年代的所有著述，都被毛澤東視為“歷史的記錄”，“我沒有什么著作，只是些歷史事實的記錄”。

　　毛澤東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者，對待歷史一向持敬畏之心。1960年編輯《毛選》第四卷時，正值廬山會議不久，有人請示是否出現彭德懷的名字和相關戰役事件，毛澤東回答：“應該寫，過去那一段應該承認。”“文革”中，《毛選》中提到的一些人被打倒了，幾次有人提出，新印發和翻譯的《毛選》，宜修改一些人名和事件的注釋，或刪去一些人的名字，至少去掉某些人名后面的“同志”二字，毛澤東都明確拒絕，理由就是，“這些都是歷史嘛”，“還是照原來的版本”。還說：“這是歷史材料，后來變動甚多，不勝其改，似以不改為宜。”

　　舊著雖是 “歷史事實的記錄”，但其中一些重要觀點對現實的指導意義毋庸置疑。毛澤東1951年著手編輯《毛選》時，為集中精力，專門到石家莊住了兩個月突擊。原因就是“《毛選》現在中國需要”。

　　上世紀60年代以后，毛澤東的看法似有變化，屢屢用“歷史資料”來淡化其著述的現實作用，還說今天閱讀只能“參考參考”。為什么會出現這個變化?主要是毛澤東覺得，現實任務已發生重大變化，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也已搞了十來年時間，需要總結新的經驗，寫出新的理論著述。1964年6月8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要出版《毛選》第二版，毛澤東說：“現在學這些東西，我很慚愧，那些都是古董了，應當把現在新的東西寫進去。”

　　“《矛盾論》不如《實踐論》好”

　　1965年1月9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斯諾說，不久前他在日內瓦參加了一次“北京問題專家”的學術會議，其中辯論的一個問題是，《矛盾論》是不是對馬列主義作出了新的貢獻。毛澤東接過話頭回答：“其實，《矛盾論》不如《實踐論》好。《實踐論》是講認識過程，說明人的認識是從什么地方來的，又向什么地方去。”不久，他甚至極而言之地說：“我只有一篇好的——《實踐論》，還有點用。”

　　在毛澤東心目中，哲學在一切學問中居于最高地位，毛澤東本人對哲學理論有很深刻的研究和深切的運用。在延安開始總結土地革命時期“左”傾路線錯誤時，他不是糾纏于一些事件的是是非非，而是告誡人們，犯錯誤的主要原因不是缺少經驗，而是思想方法不對頭。為紓解當時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疙瘩，他在1937年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一下子牽住了提高認識水平、促進思想轉變的 “牛鼻子”，起到一通百通的作用。

　　作為哲學家的毛澤東，更為看重自己的論著在世界觀和方法論方面的獨創性貢獻。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最先關注的就是《實踐論》。他讓人把這篇文章譯成俄文在蘇聯 《真理報》發表，隨后又安排在《人民日報》正式發表，并特意叮囑，《人民日報》發表后的次日，要配發蘇聯 《真理報》1950年12月18日發表的編輯部評論《論毛澤東的著作〈實踐論〉》一文。蘇聯哲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一向自信和挑剔，他們評價的《實踐論》，毛澤東比較在乎。當然，這也反映他對《實踐論》的自信。

　　反觀《矛盾論》，就沒有這樣的幸運“待遇”了。1951年他主持編輯《毛選》第一卷時，放棄了與《實踐論》同時期寫作的《矛盾論》。對此，毛澤東在1951年3月8日給陳伯達、田家英的信中解釋說，《矛盾論》“論形式邏輯的后面幾段，詞意不暢，還須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還須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覺得以不加入此次選集為宜，因為太像哲學教科書，放入選集將妨礙《實踐論》這篇論文的效力”。反映出他對自己著述的評判有比較嚴格的標準，既看文章的思想內容，也看文脈、文氣、文風。文章的得失，確乎在作者的寸心之間。

　　毛澤東評判其哲學論著，心中還有一個參照。馬克思主義的老祖宗都是哲學大家，在他們面前，毛澤東從不造次。1961年12月5日會見委內瑞拉外賓，對方談到自己家里掛了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畫像，毛澤東說：“我的畫像不值得掛。馬克思寫過《資本論》，恩格斯寫過《反杜林論》，列寧寫過 《談談辯證法問題》，他們的畫像是應該掛的。”當然，毛澤東也并非覺得自己在哲學上完全沒有對馬克思主義作出貢獻。1965年1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馬克思講了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改造，說從來的哲學家是各式各樣地說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我抓住了這句話，講了兩個認識過程，改造過程(指《實踐論》)。單講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就自由了?沒有實踐證明嘛，必須在實踐中證明。”把《實踐論》放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發展史上來衡量，毛澤東認為是有獨到貢獻的。至于講辯證法的《矛盾論》，他覺得超過前人的地方不明顯。

　　“這要看后人，幾十年后怎么看”

　　毛澤東是一位立足現實實踐的政治家和永遠面向未來的理論家，對舊著有時候顯得不那么以為然，實際是渴望根據新的實踐寫出新的東西，于是常說：“有些文章應該再寫，把新的東西寫進去”。

　　大體從1959年起，毛澤東便生出一個心結，想對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進行理論總結。1959年辭去國家主席職務，他講的一條理由，就是騰出更多時間去研究理論問題。

　　事實上，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一直在做理論創新的事情，但他總感到做得不夠理想，他感慨自己，“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還能寫出些什么東西來”;也埋怨自己，“像《資本論》《反杜林論》這樣的作品我沒有寫出來，理論研究很差”。有外賓問他有沒有新的理論著作打算發表，毛澤東說：“可以肯定回答現在沒有，將來要看有沒有可能，我現在還在觀察問題。”他還說：“我們搞了11年社會主義，現在要總結經驗”，“蘇聯的經驗是蘇聯的經驗，他們碰了釘子是他們碰了釘子，我們自己還要碰。”“搞社會主義，黨的思想準備不夠，我們自己也不懂，廣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時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處書記)希望我作報告，像延安整風一樣，我說不行，我沒有經驗”。

　　上面這些想法和心態，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毛澤東對自己在新中國成立后著述的看法，從而使《毛選》第五卷的編輯工作一再延宕。1960年出版《毛選》第四卷時，就同時編了一本《毛選》第五卷的初稿，收入毛澤東1949年至1957年的著述。但毛澤東沒有管它，放在那里一直沒看。1964年6月8日，陶鑄、李雪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要出版《毛選》第五卷，毛澤東回答：“那沒有東西嘛!”

　　1967年3月16日，毛澤東同林彪等人談話時再次 “撤火”：“五卷、六卷，一年以后再說，你們現在太忙，我也沒有時間搞。”1969年5月26日，九大開過后，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再次表示，編輯《毛選》第五卷、六卷，“我興趣不大，我也不看”。此后，編輯工作事實上停頓下來。到了1975年6月，鄧小平等人提出《毛選》第五卷的編輯整理工作應繼續進行，毛澤東同意了。但不久形勢急轉直下，編輯工作在毛澤東生前事實上不了了之。

　　毛澤東是有終極情懷的人。他偶爾也會把自己的著述放到歷史的長河中來審視，得出的評判另有一番趣味。1965年1月9日會見斯諾時，斯諾說他相信毛澤東著作的影響，將遠遠超過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毛澤東的回答出人意料：“我不能駁你，也不可能贊成。這要看后人，幾十年后怎么看”，“現在我的這些東西，還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東西，在一千年以后看來可能是可笑的了”。

　　據《作家文摘》

來源于紅歌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