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三人組合近乎完美

毛澤東(中)，周恩來(左)與朱德(右)

這個移動互聯網時代，年輕一代往往更崇尚質疑，對“紅色”話題內心自動留距，7月31日在錦江小禮堂，國防大學金一南教授主講《苦難輝煌：中國共產黨為什么會勝利》，其富有激情和縝密的2小時分享后，現場掌聲雷動、經久不息。

金一南少將的“敢講、能講、講透”讓年輕聽友的掌聲尤為真誠：本來以為會很教條，沒想到這么生動、有說服力。講堂連夜整編整場演講，分上、中、下三篇，今日放送中篇，以饗讀者。

1毛澤東：唯一解決了“中國紅色政權為何存在”的人

邊緣性的力量，從中國政治舞臺的邊緣走到東方政治舞臺的中心，靠的是領袖人物的歷史自覺，其中毛澤東居功至偉。

毛澤東

雖然現在非議他的比比皆是，從大學課堂上再到網絡、微信上。但是我認為，毛澤東這個名字，永遠與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緊密聯系在一起，除非你解散這個政黨，打敗這支軍隊，顛覆這個國家，否則你抹不掉這個名字。

毛澤東是什么人?是共產國際指定的領導人?不是。是上一任領導人指定他接班的嗎?也不是。

他長期處于中國共產黨的邊緣，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建黨，到1935年遵義會議選擇毛澤東，經歷了多少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博古，我們按照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蘇俄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導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撞得鼻青臉腫，磕得頭破血流。

1935年遵義會議對毛澤東的選擇，不是山頭妥協的結果，不是利益集團平衡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對勝利的選擇。

14年的斗爭實踐證明，只有毛澤東的道路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唯一道路，不是唯二的，不是還有一條道路也能勝利。全試過了，沒有!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所有領導人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解決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這個中國革命最根本的問題的人。

毛澤東著，《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

陳獨秀的堅持：被捕釋放后被迫接受了共產國際

中國革命，我們最初毫無疑問是要走俄國人的路。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馬林的主張就是，要走俄國人的路。但是我們從第一任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開始，就拒絕走俄國人的路。陳獨秀是第一個敢于對共產國際說“不”的人。 當年中國建黨，對于到底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還是和共產國際平起平坐的地位，產生了很大的分歧。陳獨秀說，“我們黨尚在幼年，一切工作也都未正式展開。我認為沒有必要戴上共產國際這個大帽子。中國革命運動有中國的情況，這些怕是共產國際和外人難以了解的，假如不了解，如何談領導和指揮呢?”

陳獨秀

陳獨秀講得非常對，但是一個大問題是，中共建黨沒有經費。當年在上海建黨，要派包惠僧到廣州通知陳獨秀當選了書記，要到上海就任，5塊錢的船費，卻無力支付。最后還是陳獨秀自己掏錢到上海就任。

陳獨秀到了上海發現張國燾向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報告，即每月約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計劃和經費預算。因為搞工人運動要發傳單搞工人運動，需要資金。張國燾沒有獅子大張口。他提出的經費預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謹慎。但陳獨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評張國燾。

他說，這么做等于雇傭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所有黨員都應該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要堅持的立場。他帶頭號召大家捐獻自己的工資。要不要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并接受其經費受其領導，這是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要解決的第一個難題。也是中共中央出現的第一次爭吵。

但經費問題畢竟是極其現實的問題，很快，連火氣很大的陳獨秀也無法“無報酬地為黨服務”了。他開始以革命為職業，便失去了固定職業和固定收入，經濟上很不寬裕。起初商務印書館聽說他回到上海，聘請他擔任館外名譽編輯，月薪三百元，他馬上接受;但這一固定收入持繼之間很短。他大部分時間已經埋頭于黨務，已經沒有時間再為商務印書館寫稿編稿了。

窘迫的陳獨秀開始經常出入亞東圖書館。亞東圖書館的職員都是安徽人，與陳有同鄉之誼。它出版的《獨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費。于是他沒錢了就來亞東，但又從不開口主動要錢。

好在老板汪孟鄒心中有數，每當他坐的時間長了，便要問一句：“拿一點錢吧?”陳獨秀便點點頭，拿一點錢，再坐一會，就走了。共產黨的總書記就這樣維持共產黨的運作。即便如此，陳獨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

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出現轉機是因為他的被捕。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陳獨秀正在家中與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等5人印刷小報，被法租界當局逮捕，陳獨秀原來估計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但10月26日，法庭宣判陳獨秀無罪釋放，罰100元了事。張國燾迎接了他，告訴他原委。

出獄后才知道馬林為了營救他們幾人，請了法國律師，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多力，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方才順利結案。按照李達的說法：馬林和中國共產黨共了一次患難。

這次遭遇對陳獨秀印象極深。他通過切身經歷才真正感悟到：不光是開展活動、發展組織需要錢，就是從監獄里和敵人槍口下營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離不開一定數量的經費。

這些現實問題，的確不是憑書生空口的豪言壯語能夠解決的。陳獨秀本人極重感情，一番波折，無形中增進了對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達回憶說“他們和諧地會談了兩次，一切問題都得到適當的解決”，不再像以前那樣一見面就吵架。

建立一個黨，鞏固一個黨，發展一個黨，需要理想，需要主義，也還需要經費。富于理想的中國共產黨人，爭論了很長時間才承認了這個現實。之后陳獨秀同意了，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也同意了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但是陳獨秀繞個彎，讓張國燾的勞動組合書記部直接接受資助。

拿了人家的錢，就要跟著人家走。大革命期間，陳獨秀多次提出警告，國共合作不能再搞了，非常危險。但蘇俄、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卻非常堅持。

最后大革命失敗，誰負責?斯大林負責?共產國際負責?不可能，陳獨秀你負責!犯了嚴重的右傾化錯誤!陳獨秀1928年離開了黨，講了一句話，“我們中國人一定要找一條我們中國人自己的道路”，這是非常深刻的教訓。

李立三：試圖號令莫斯科配合中國革命，自己下臺革命受損

中國共產黨追求自己的獨立自主，毛澤東不是第一個，陳獨秀是第一個，沒有走成。 李立三是第二個。李立三是第一個敢于以中國革命號令莫斯科的人。1930年蔣馮閻大戰，李立三認為國民黨的統治正在崩潰，中國革命必將發展為全世界最后的階級決戰;于是要求“蘇聯應放棄五年計劃必須積極準備戰爭”;“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時，應在政治上立即發表宣言，與中國蘇維埃政權聯合，承認蒙古是中國蘇維埃聯邦之一，緊接著大批出兵中國北方”;“西伯利亞十萬中國工人迅速武裝起來，加緊政治教育，準備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作戰，從蒙古出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在這一暴動藍圖中，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產國際只是執行這一計劃的配角。

李立三

李立三犯了大忌。

共產國際和聯共指導中國革命，出發點和歸宿點從來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的利益為核心，在中國尋找到能夠與蘇聯結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國主義壓力，保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安全。

1920年4月維經斯基來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政治局給他指示的第一條，即“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沖突，要采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沖突”;其次才是支持中國革命。

即使是給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提供巨大幫助，推動了北伐革命的有力發展，同樣也是出自蘇聯國家利益的需求。現在突然間跳出個李立三，要求蘇聯置自身安全于不顧全力配合中國革命，真是令共產國際和聯共驚訝得目瞪口呆了。

國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進行了干預：停發中共中央的活動經費。這是中共自建黨以來所受到的最嚴厲制裁。李立三黯然下臺，做了三年檢討，錯誤背了30多年。

毛澤東：“打土豪分田地”，憑歷史自覺走出獨立自主之路

因此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的可貴。

前面陳獨秀想走、李立三想走，都沒有走成，唯一成功的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提出，“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政治上創造了中國共產黨人獨特的理論，軍事上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的武器，經濟上也完全擺脫了對共產國際的依賴。

前兩條黨史上講了很多，卻很少講第三條。但是我認為，第三條尤其重要。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和一個個人一樣，沒有經濟獨立，其他都是無米之炊。毛澤東從來不花共產國際的錢。

毛澤東的路是“打土豪分田地”，這不但成為了紅色政權政治動員的基礎，更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經濟獨立的基礎。只有獨立的經濟來源，才有獨立的政治和軍事基礎，才能獨立地選擇自己的領袖，獨立地制定自己的路線。為什么毛澤東一輩子最深的印象是中國一定要獨立自主?因為之前有慘痛的經驗教訓。

在這個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論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中國找到了一條完全獨立的道路，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這才是一個完整的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由此，毛澤東也為中國革命做了最大的貢獻。

打土豪，分田地

但只有神是不犯錯誤的，人是要犯錯誤的。毛澤東不是神，是人。1956 年9 月10日，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說，“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高興圩打了敗仗，那是我指揮的;南雄打了敗仗，是我指揮的;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茅臺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所舉四次敗仗，兩次發生在四渡赤水之間。

紅軍《長征組歌》中豪邁地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毛澤東自己坦率承認，我是犯過錯誤的。他不是不犯錯誤，而是跌倒了爬起來，具有再跌倒再爬起來的這種實踐性。

毛澤東當年把隊伍拉到井岡山，探索中國革命勝利道路，黨表彰他了嗎?黨處分他!秋收起義讓你打井岡山了嗎?讓你打長沙，你卻帶兵逃跑，這是嚴重的右傾主義錯誤，就把他開除了。但是被開除了，毛澤東還是繼續干，不像我們今天，開除了就不干了。毛澤東被三次開除中委，八次受到嚴重警告，但是還是繼續在干。因為他身上有最珍貴一點，就是有深刻的歷史自覺。

什么叫歷史自覺?第一，是對社會運行規律的深刻領悟;第二，是對歷史發展前景的主動營造。毛澤東終其一生都是這樣，從來不相信命運的擺布，從來不甘愿受到規律的左右，從來主張“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從來不安于現狀要改變現狀。

就是這種強烈的歷史自覺，使他從一個普通的湖南農家子弟，變成了新中國，暨建黨建軍于一身的歷史巨人，否則毛澤東充其量只是湖南鄉村的一個教書匠而已。這種歷史自覺不但極大地改變了本人的命運，也極大地改變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中共沒有好運。但倘若真要說有的話，那就是擁有這樣一批抱有極大的歷史自覺的領導者，毛澤東是這樣，朱德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2朱德：靠南昌起義敗后800將士力挽狂瀾保存火種

朱德亦是一位極富歷史自覺的偉人。

朱德

“舊軍閥”為入黨：遠赴法國，追至德國，被逐出柏林

朱德入黨以前已是國民革命軍準將旅長，在眾人都以為他可以衣錦還鄉之時，他卻毅然決然千里迢迢自四川赴上海找到時任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提出入黨要求，陳獨秀認為其乃舊軍閥，借故婉拒勸走，朱德終于明白在國內入黨已無可能。

爾后，朱德打聽到有個旅歐支部在法國，他意念強烈，立刻遠渡重洋前往法國入黨，從巴黎到馬賽，尋至法國支部，卻被告知支部的負責人周恩來、張申府去了柏林，朱德再次追趕黨的腳步，乘車趕至柏林，終于在柏林千里圓夢入黨。

南昌起義中“打雜”：灌醉駐軍團長，沖前殿后防滇軍

入黨后朱德在德國學習，不久被從柏林驅逐出境，他轉至蘇聯學習，1927年回國后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朱德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奠基人，大家總以為朱德是南昌起義重要負責人，但是實際上南昌起義的領導班子里根本沒有朱德。

關鍵的原因是朱德帶領參加南昌起義的隊伍人數太少。與葉挺十一軍8個團，賀龍二十軍6個團相比，朱德只帶領了相當于南昌市公安局不到500人的隊伍，雪上加霜的是這不到500人的隊伍都上了年紀成家立業有了牽掛，且不是專業受訓的野戰部隊，以至于在南昌起義南下之時，這支隊伍一哄而散，全部逃離，朱德便成了名副其實的光桿司令，因此無法在南昌起義中謀得重要位置。周恩來當時評價朱德說“朱德是一位很好的參謀和向導。”陳毅也說：“朱老總在南昌起義中地位并不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

南昌起義當天，大家都忙著指揮調動部隊，而朱德領到的任務只是灌醉當地駐軍的兩個團長;起義部隊南下，朱德被指派在前面開路，這是因為周恩來考慮到當起義部隊穿過江西之時，前面會有滇軍把守，而朱德曾是滇軍旅長與滇軍相熟，可為起義軍開路，如果是重要領導人，又怎會放在最前沿最危險處呢?同理，進入廣東后又讓朱德末尾殿后，以便與追擊的滇軍周旋。可見實際上，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朱德整個南昌起義中都是在做“打雜”的事。

歷史轉折：借兵死守三河壩殿后，但主力部隊全軍覆沒

后召開的三河壩會議，這不僅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重要節點，也成為了朱德人生的轉折點，三河壩會議決定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聶榮臻帶領兩萬主力南下作戰，建立新的根據地，朱德帶領原屬葉挺的25師3000多人負責留在三河壩殿后，頂住敵人追擊3天3夜。整個南昌起義中，朱德就獲得了這三天的指揮權，正是這三天使朱德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終身總司令。

三河壩戰役紀念園

三天里，朱德率部完成了任務，損失六七百人，還剩兩千多人，正收攏部隊與主力會和時，一位連長匆匆跑回，朱德沒想到主力已全軍覆沒，當時的領導人全部分散突圍，自己手上的兩千多人成了最后的火種。

聞訊，猶如晴天霹靂，部隊大亂，軍心渙散。關鍵時刻站出來的是朱德，他高喊：“不要散，我們有人有槍，我們一定有辦法。”根據當時的老同志后來回憶，當時朱德也是“勉強”穩住軍心，“大家想看看他究竟有何辦法，實在沒有辦法了，我們再解散。”消息太過突然，士兵都茫然無措，只有跟著朱德尋一條出路。

8月的南昌猶如火爐之地，士兵們都著短衣短褲，一直走到10月底依然只能著短衣短褲，因為沒有補給，部隊越走，人越少。從2000多人走到江西安遠天心圩只余了800多人。此時，中央接到報告“師長團長均皆逃跑，各營連長亦多離開，師級以上干部只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一個不剩。

團級軍事干部只剩王爾琢，政工[5] 干部只剩陳毅，隊伍成一哄而散之勢。”當時的干部離散不算叛逃。由今回首，真是中國革命千鈞一發之際，若是這800人散了，南昌起義的隊伍便是片甲不留。武裝斗爭絕不可能勝利。

力挽狂瀾留住800將士：我們就是今天俄國的1905年

正是這危難之間，朱德站了出來，就在稻田的一個土坎子上，高聲說：“大革命失敗了，我們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我們還是要革命，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了，1917他們成功了，我們今天就是俄國人的1905，總有一天我們會迎來屬于我們的1917。”據臺下官兵回憶，當時沒有幾個人知道所謂的1905與1917究竟是什么。

但是，就是在朱德的激情與信心中火焰一般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在那一個時刻，沒有人相信革命還能成功，就是這一位曾經被陳獨秀認為是軍閥的舊軍人仍然堅持相信革命一定能成功。這800人是丟了魂的隊伍，正是朱德給了他們一個魂。陳毅回憶道：“在這最黑暗的時刻在群眾情緒降到零度灰心喪氣的時候，指出光明前途。這是總司令偉大的地方。

這就是真正的力挽狂瀾，這支800人的隊伍沒有人能想到22年之后百萬雄師過大江，但每一個留下來的人都從朱德身上感受到革命一定勝利的信念。我們從不反對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但是在關鍵時刻，領導人的信念當是中流砥柱。群眾可以如樹葉隨風搖曳，但是領導人必須如樹干般巋然不動。

如同朱德這樣堅如磐石，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才是合格的領導人。南昌起義雖然遺憾告敗，黨遭受滅頂之災，但是使得原來那個“打雜”的朱德的價值全然展現，也就是“危機毀滅權威，危機誕生權威”的真實寫照。

譚震林回憶：800人隊伍上山后決定了井岡山的實力

就在那支800人的隊伍中，誕生了日后的新中國軍隊奠基人。中國共產黨埋葬蔣家王朝的基本軍力貫穿在整個解放戰爭中，最主要的指揮者東北戰場林彪，華東戰區主將陳毅、粟裕在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中脫穎而出：十大元帥之首朱德、十大元帥之三林彪，十大元帥之六陳毅，十大大將之首粟裕。

古語云，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800人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核心戰斗力的發源。解放后譚震林同志有段非常珍貴的回憶，“假如朱老總不把南昌起義隊伍拉上井岡山，光憑我們秋收暴動的力量很難堅持下去。

秋收起義的隊伍多由工人、學生組成，戰斗力弱，很難去打贏戰斗;而南昌起義的隊伍不同，士兵均由黃埔軍校畢業，士兵清一色北伐鐵軍的隊伍，井岡山自此戰力大增。朱德在其中居功至偉。”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中這樣評價朱德：八一南昌起義的隊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能夠保存下來，朱德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重大貢獻。

人的一生縱然漫長，但關鍵時刻只有幾步，而朱德正是在關鍵時刻把握了機會，使之成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之魂。朱德的堅決的斗爭精神、必勝的革命信念就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韌性。

3周恩來：關鍵時刻數次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中國共產黨最大幸運就在于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組成的領導班子。周恩來名望甚高，雖然有人曾想借晚年詆毀他的作用，但我認為是無法做到的。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中最早摸到槍桿子者，他擁有高超的協調能力，遠見卓識，他的凝聚力如同激光一樣遠射，并且在關鍵時刻堅守最高原則追求革命的勝利。

周恩來

處理朱毛分歧不偏不倚：毛澤東的方向是正確的方向

毛澤東曾評價：“中國共產黨懂得直接準備戰爭組織軍隊的重要性是從1924年參加黃埔軍事學校開始的”即從周恩來開始。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位軍事部長，中共中央軍事部長他成立了中共第一支大元帥府鐵甲車隊，后擴建為著名的“葉挺獨立團”。

朱毛會師后產生了很大矛盾，簡單來講，關鍵就在于軍隊指揮是應該集權還是分權。毛澤東主張集權由一人指揮秋收起義和南昌起義帶來的隊伍，朱德主張分權分別指揮各自的隊伍，相互配合。陳毅從中調和，但陳毅本身更贊同朱德分權配合的方式，陳毅借紅四軍大會通過批評朱、毛兩人，以達成新的團結，他批評毛澤東有七點錯誤，朱德有三點錯誤，結果紅四軍選舉，朱、毛兩位主帥雙雙落選，陳毅反而當選了紅四軍前委書記。

陳毅只得向在上海的中央匯報新四軍矛盾并提議：中央如派人，朱、毛都可離開;中央如不能派人，毛可先走，朱可暫留工作。而中央主要負責人之一就是周恩來，周恩來聞訊不僅沒有支持交情深厚且一同赴法勤工儉學的陳毅，以及親自介紹入黨，在南昌起義中的下級朱德，反而支持了曾反對過自己起草的“二月來信”的毛澤東，并指出毛澤東的方向是正確的方向。

并專門批評了朱德與陳毅曾因極端民主化，放任群眾討論作戰計劃，導致湘南失敗，認定只有集中指揮軍隊才能步調一致，行動敏捷。并判定陳毅前委書記職務不是中央委任的，是非法的，恢復毛澤東前委書記一職。陳毅按中央指示起草“九月來信”，成為了古田會議的基礎，古田會議也是毛澤東地位穩固的關鍵。

周恩來堅守原則，一心為黨的嚴謹作風，不僅維護了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肯定了他的方向，更是為革命的勝利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千古之謎：周恩來快馬夜奔徹夜密談勸毛澤東跟隨長征

沒有周恩來，也許就沒有后來的毛澤東。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蘇區準備轉移，當時，打算到湖南去小走一圈，沒有人想到會走萬里長征。轉移之際，毛澤東寫信給中央表示想留在瑞金，當時的書記不到30歲的博古看了信后不知如何處理，找周恩來拿主意。

周恩來連夜馳馬飛奔尋到毛澤東，關起門來徹夜長談，當時的談話沒有任何記錄，周、毛兩人終生也未透露只言片語。據當時的三位警衛員回憶，當天下著滂沱大雨，周恩來全身濕透勸毛澤東跟長征隊伍走，雖然想快去快回但是兩人一談就是一夜，中間警衛員進去倒水，兩人見有人來又閉口不談，直到警衛員出去關上門才又繼續。

周恩來究竟如何將毛澤東說動呢?自此成了千古之謎。第二天一早周恩來回瑞金，博古忙問怎么樣?周恩來只留一句七個字：“他同意跟著走了。”就是這一夜的談話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毛澤東若不走恐怕就會和留下的一大批黨的領導人瞿秋白等一樣犧牲了。

周恩來以這樣的非凡組織凝聚力，為共產黨注入蓬勃的生命力，保留了黨的力量。

與博古長談：“老毛懂中國，我們共同輔佐他”

周恩來還有一個貢獻，遵義會議鑒于博古同志的錯誤，要讓張聞天同志代替他的領導職位，但博古不想交權稱：“交權可不是交三顆印章和文件箱，還要向共產國際報告，共產國際不承認，這個權就交不出去。”。

由于中國共產黨當時的定位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在程序上博古是有理的。于是，周恩來與博古徹夜長談，勸博古交權，后來，博古和自己的好朋友潘漢年談到了交談內容。

周恩來跟博古說：“你我都是留過洋的，我們對于中國國情不是那么了解，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老毛懂中國，他能搞成。

我們共同輔佐老毛。把事情搞成”。“現在我們的最高原則是作戰勝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達到一致，我們要將問題提到最高原則上解決。”共產黨人在最高原則之前沒有什么是不能放棄的。第二天，博古交權。張聞天順利接班。后博古堅決地站在了毛澤東這一邊，對于周恩來一席話深信不疑。

毛澤東和王明路線斗爭，博古依然堅定地與毛澤東站在一起，王明又驚又怒，他與博古本是蘇聯留學的同學，都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一員，在他看來博古背棄了同窗之誼。博古稱：“周恩來所言甚是，中國革命靠誰的領導才能取得勝利，而除了勝利我們還有什么東西不能放棄的。” 周恩來此舉再一次奠定了毛澤東的地位，團結了黨內力量，他的遠見卓識也被歷史所肯定，他選擇的人，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

不傳不記不說不講：一位做到極致的黨人

周恩來以非凡的組織能力實現黨內的力量聚焦。而周恩來即使面對有些非議與誤會終生不傳不記不說不講，任污水潑來全然擔當不做任何辯解。

在1974年與1975年左右周總理病重時，葉劍英元帥指示周總理醫療小組的護士、秘書、警衛稱：“每個人都要準備好紙和筆，周總理一輩子受的委屈很多，他肚子里的想說的話也很多，不管他說什么都記下來。”

葉帥臨出門還不放心，忙補上一句“昏迷中說的也要記下來。”直到周恩來去世，護士、秘書、警衛上交的都是一張白紙，即使在昏迷中也不說不辯，將這一生想說的不想說的話全部帶走，留給后世許多謎團。今天想來至為遺憾，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周恩來，是把一個黨人做到了極致。

什么叫黨人?統一組織，統一步伐，統一行動，有了黨的領導人率先犧牲，黨才能凝聚，才能統一。周恩來終生個人服從組織終生犧牲個人。周恩來絕不僅是中共的榜樣，而是世界上所有政黨人的榜樣。

4黨最大的幸運：三人達成近乎完美的歷史和諧

毛、周、朱三人對于紅軍的建設思路、革命應該走的道路等等有許不同看法不同意見，爭論比比皆是，比如，1929年紅四軍七大、八大“前委”、“軍委”之爭，朱德取代毛澤東領導;1932年10月蘇區寧都會議“反傾向斗爭”，周恩來取代毛澤東領導。

但在核心目標上，中國共產黨怎么樣獲得勝利?怎么樣完成民族救亡?三人是完全一致的。他們三人不是同一年出生，卻是1976年同一年去世。有一些矛盾與誤會甚至直到他們同一年去世后也沒能化解，沒能超越生命。并不是如今想當然的親如兄弟，不分你我。共產黨的力量來自真實，無需矯飾。

那又如何?中國乃至西方評論中共黨史都稱：毛、周、朱是最佳的中共領袖搭配。他們三人憑借強烈的歷史自覺達成了近乎完美的歷史和諧。

他們所追求的并不是眼前的和諧，毫不隱諱共產黨內的互相批評與自我批評。三人相互補充：毛澤東對黨路線方針的制定;朱德的堅決斗爭精神，革命必勝的信念;周恩來大量高超的組織協調工作，他們使中共臻于完善。

先有偉人后有偉業，先有真人后有真理。如今我們可以算計薪資、職位，但是我們算計不出偉大，因為夢想是不可估量的，我曾寫過：懷抱理想主義做事業多數時候會頭破血流。如果能夠成功必定是一個偉大的事業。正如這三個人所達成的一樣。

來源于紅歌會網